曹操这个“奸雄”，多半是被逼出来的。
现在想来，项羽的时代，还是比较自由的。那时，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还处于草创阶段，而且试验的时间不长，秦就亡了，所以大家还不怎么把那玩艺儿当回事。天底下只能有一 个皇帝，无论这皇帝是神是人是猪是狗都得绝对效忠，否则就是奸是匪的观念，也还没有真正形成。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天下分封，诸侯割据，五霸继起，七雄并峙，楚强南服，秦霸西陲，递主盟会，互为雄雌。诸侯们自由地宣战、媾和、结盟、征税，全然不把天子放在眼里。文人和武士、游侠和刺客们则自由地周游于列国，流动于诸侯，朝秦暮楚，择主而事，也不怎么把已经到手的官禄爵位当回事。田子方甚至对魏太子击说，士人议论不用主张不合，就立即跑到别国去。抛弃原先的国君，就像扔掉一只草鞋。总之，那时一个人只要有实力有能耐有本事，多少可以随心所欲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即便运气不好失败了，也没人说闲话。所以，虽云“成者王侯败者寇”，但陈胜向皇帝宣战，首义兵败，也没人说他是寇，是匪。不像后来宋江他们，即便受了招安，也摘不掉土匪和草寇的帽子。
这是一个征伐不断、战事频仍、相互吞并、弱肉强食的动荡时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是虎与豹的时代。对于弱者来说也许不太公平，却为强者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因此不管怎么说，项羽总算可以由著自己的性子来。即便失败了，也仍不失为一个体面的失败者，还有那么多人祭奠他、怀念他。相比较而言，曹操就要背时得多。他即便成功了(事实上已很成功)，也仍要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曹操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当一个“坏人”。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即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陈寿的《三国志》说他是西汉相国曹参的后代，这是胡扯。因为曹操原本不该姓曹。他的父亲曹嵩只是曹腾的养子。曹嵩和曹腾并无血缘关系，即便考证出曹腾是曹参之后，与曹操又有什么相干?事实上曹嵩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在当时就是一个谜，连陈寿也只能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于是连带着知道亲生父母的曹操，也弄得有点“来历不明”。
曹操所处的时代也不好。他生于东汉桓帝朝，长于灵帝朝，是在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出生、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入仕的，而桓、灵两朝，要算是汉王朝四百年间最黑暗、最混乱的年代。所谓“桓灵之时”，几乎就是君昏臣奸的代名词。在这样一个时代，要做一个“好人”，确乎很难。不是被人陷害，就是窝窝囊囊。曹操既不想被害，又不肯窝囊，当然便只好去当“坏人”。总之，来历不明又生不逢时，曹操倒霉得很。
实际上，曹操的时代已大不同于项羽的时代。他即便生逢盛世，也未必会有什么作为。自从我们那位流氓英雄刘邦在组织上将天下定为一尊，他的重孙武帝刘彻又在思想上将天下定于一尊，有着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的虎和豹，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想问题的还是干事情的，便都被收拾得差不多了。收拾的办法，自然仍是大棒加胡萝卜，只不过那胡萝卜是带缨子的，大棒则变成了狼牙棒，血迹斑斑。太史公司马迁只不过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冒犯了武帝的虎威，便被处以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而大农令颜异根本就没说话，只不过是在别人议论朝政时，下唇往外微微翻了一下，就被认为是“腹诽”(在肚子里诽谤朝廷和君父)，应处死刑。难怪当时长安城里五十万人，囚犯就有十六七万;也难怪郎中令石建上书奏事，马字少写了一点，就要吓个半死了。这些事都发生在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当权时期。武帝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即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他手上，汉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因此，他又往往被看作是英雄。但我以为，在他的铁骑践踏和铁腕统治之下，英雄业绩间或有之，英雄精神却是不会有的。
到了曹操所处的桓、灵之世，情形就更是每下愈况。大汉王朝和它所代表的那个制度，里里外外都散发著尸臭。事实上，自王莽篡政光武中兴后，汉王朝就没再打起过精神。外戚擅权、宦官专政、军阀称雄，奸臣拚命抓权，贪官拚命捞钱，老百姓则只好去吃观音土。道德的沦丧，更是一塌糊涂。当时的民谣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可见少廉寡耻和口是心非已成风尚。这一点都不奇怪。一个王朝和一种制度既然容不得君子，那就只能培养小人;既然听不得真话，大家便只好都说假话。当多数人都鬼鬼祟祟或战战兢兢，都乌龟缩头或老鼠打洞时，当权欲嚣张物欲横流，卑鄙受到鼓励而高尚受到打击时，这个社会就很难有什么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也很难产生虎和豹。有的，只是狗和羊。那粗鄙的狗是由粗野的狼退化而来的，那平庸的羊则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且是黄鼠狼。
这时，如果突然出现了一只虎或豹，会怎么样呢?大家都会把它当作不祥的怪物，就像童话里的鸭子认定那只小天鹅是丑小鸭一样。但鸭子们只不过嘲笑一下丑小鸭罢了，那些粗俗的狗和平庸的羊却会一拥而上，给那只虎或豹画他一个大花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