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宪利
一
1997年，我大学毕业。在我到国家部委工作之后不久，爸爸满心欢喜地从山东老家来看我，想要感受一下儿子带给他的荣光。
当时我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我只能把爸爸安排在附近的旅馆，那是一家地下旅馆。
这是一个与老人家传统意识、近期想像、来时预期全面冲突的安排。在去旅馆的路上，老爸满脸的失落，看得出他内心一直在激烈地斗争，体会著儿子的不近人情以及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所带给他的惊诧。
在地下室刚刚坐定，爸爸终于还是开口了：“儿子，你就让你爹住地下室啊？家里人都说你在国务院工作，风光得很呢！怎么老爹来北京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爸爸的话，显然刺痛了我，我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北京，恰如我也无法解释他所不了解的基层公务员。
二
两年之后，我终于赶上了机关福利分房的末班车。欢欣之余，让我忐忑的是，按照既定的分房方案，我的分房资格还有待核准。
在找了分房办数次无果的情况下，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我给分管副部长写了一封有生以来最煽情的“求房信”：
“……每当我加班很晚，拖着疲倦的身躯，带着忙碌了一天的工作所给予我的内心的充实，挤上通往集体宿舍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时，我茫然地看着绚丽的北京，感受着万家灯火、各居其所的安宁，我就觉得自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每当此时，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在野外走丢了，等待着妈妈牵着我的手回家。而此时，在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远离了家乡亲人、孑然一身来到北京的我，是多么希望您就像小时候牵着我的手的妈妈那样，向我伸出温暖的援手，牵着我回家。”
这是我第一次为了个人目的而动用煽情术，半假的真情散落了一地。
结果恰如荒野里的期待，我分到了一套一居室。房子很老旧，不到50平方米，但这房子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我仿佛看到爸爸带着众乡亲来我家里打地铺的热闹景象。
很久以后，我遭到几个知道此事的朋友的嘲笑和戏谑，他们认为一向标榜清高的我，为了一套房子竟至行文如此肉麻，是一个地道的俗人。俗不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时我快乐得直蹦高。
不久之后，机关停止了福利分房，刚刚进入我们司的一个姓魏的师妹只能购买经济适用房。2003年左右，魏师妹买了一套西三旗的房子，需要20万。20万啊，刚刚毕业的人，从哪里一下子拿出20万来？我当时很为她担心，觉得她上了这个城市的当。
三
转眼到2020年，我的外甥从我曾经就读的那所大学毕业了。他说：“舅舅，我决心进入七环以内你那个叫作京的城。”
我说：“欢迎。只是舅舅除了煽情术，教不了你什么。”他说不用，他有一颗强大的心。
毕业前夕，他仍在按照自己一直以来的惯性及父母、邻里的期待塑造自己，其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去大机关，依据是，主流才能入流。
接下来，在世界上最难的“国考”及艰难的就业环境面前，他几经挫败，不但进不了机关，反而面临返乡的窘境。
随着离校日期的逼近，“强大的心”终于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知道这座城市给他的教育已经足够，于是决定施以援手，托熟人的关系，帮他进入了一家国有上市公司。
留京之后，他面临的环境是现实而残酷的。家里提供不了经济援助，女朋友家境也一般，但女朋友坚持说，没有房子不结婚。
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还没有放弃从政的想法，总是觉得在企业工作比较边缘化。
他跟我说：“舅舅，你们那时候多幸福啊，没有开豪车上班的同事，最牛的男生也只可能比你多一双耐克鞋。1993年，西三环还是沙子路。1998年，西三环以西还是平房。2000年，燕莎的商品房才卖到每平方米1万元。”
四
看着他无处安放的心灵，我给他讲起了孟学农《心在哪里安放》那首诗和1995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