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荞麦
2003年我们大学毕业，正逢sars，所有程式都显得随便而且匆忙，答辩也只是抽了几个倒霉蛋，我没有被抽上。当时我恰逢青春期，廉价得万念俱灰，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就一声不吭逃回了南京，什么都不想做了。
《新华日报》当时招人，我也去面试了，主编问：“你愿意到下面的记者站去吗？”指的是去遍布江苏各地级市的记者站。我说：“不愿意。”很多同班同学都去参加了这次面试，不同的是他们说了愿意，于是离开南京，在各地的记者站待了好几年，有几个现在依然待在那里。我每天晃晃悠悠地玩儿，在中山陵草地上打牌打一个下午。
末日的气息轻微地弥漫着，但谁都知道正常的生活迟早回归。有朋友帮我把简历递给本地一家报社，我被押送著去参加了面试，不久就去上班了。接着一位南方系的记者老师因为各种原因找到我，邀请我去上海参加一份正筹备创刊的报纸。我真的去了上海一趟，在新租的办公室里晃了一圈，头昏脑涨地横穿马路，然后，退缩了。
毕业的散伙饭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点。新闻系当时还算是个热门专业，我们是大学扩招的第一届，一个班竟然有50多个人，都是81年左右出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几乎都来自江苏省内，这使我们有一种集体性的淡漠，并未产生太多离愁。手机和网路在2003年已经开始发达了，我们可以随时找到对方，我们不再散落天涯，我们随时都能见面。
结果，这十年间，除了个别同学，其它的人我一面都没再见过。
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同学聚会，后来其它人也不再聚了。接到同学的婚礼邀请函我就扔进抽屉里，装作一无所知。有同学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出现，我就装作很忙、忘记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楼里上班，我们也没有相约见面、吃饭。
我猜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有热心同学组织“毕业十年聚会”，我竟然一反常态很热切地想去参加。在聚会的前一天，组织者——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打扰了”。电话结束时，他竟然又跟我说了一声“打扰了”。
他们尽力联系了所有人，但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被找到的时代，依然有3个人下落不明。一半儿的人留在了南京，大多从事跟媒体有关的工作；一半儿的人回了老家，基本都是公务员；还有两三个在北京、上海。零星几个人在国外，一个女生嫁了德国人，一个女生留在了纽西兰，一个男生在非洲。还有一个男生去印度出差没能参加，他彻底转行了：成了一个it青年。最后来了一半儿的人，坐了三桌。
在这之前，大学曾经是改变人命运最多的场所。而差不多从我们开始，大学失去了这种魔力。这十年里，因自身努力而变得富有的同学从事的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房地产公司、房地产网站、跑房地产广告的人。大学不如房产改变命运。或者说个人的命运越来越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是时代最强烈的缩影。
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些巨大的变化，但每个人竟然都没有怎么变。有几个女生变美了。仅此而已。男生也并没有变胖。好像这十年，时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带来了很多的小孩。几乎每个人都生了小孩，除了我，还有另一个单身的女生，索性去法国游学了。
大大小小的小孩在包间里跑来跑去，很快玩成一片，一度打起架来，后来又和好了。除了谈论小孩之外，大家不停地说：“要多组织这样的聚会，至少南京的同学应该经常聚起来。”每个人都附和，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假的。大家拚命合影。
这十年里，如果回头去看，我关于人生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错误的。同时又跟我相称。就在前一天，因为雅虎信箱要消失，我整理信箱里的邮件时竟然翻到十年前，那个劝我去上海的老师发给我的邮件，他说：“我知道想让你下定最后的决心很难，但以我职业生涯的经验，原来与我程度差不多的人，现在大多数还在一些小媒体混日子，意气消沉，他们少的就是关键时刻，迈出人生关键一步的勇气。不过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在南京的报纸服务，时间长了会有惰性，想保持高格调，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