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從拉薩飛回北京的飛機上，我的身邊坐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這是她第一次因為治病而離開北京。下了飛機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個旅店裡。過了一個星期我去看她，她說她的病已經確診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後她指了一下床上有一個箱子，她說如果我回不去的話你幫我保存這個。那是她三十年當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種人—官員，漢人，喇嘛，三陪女交談的記錄。她沒有任何職業身份，也知道這些東西不能發表，她只是說，一百年之後，如果有人看到的話，會知道今天的西藏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姓熊，拉薩一中的女教師。
五年前，我採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在火車上買了一瓶一塊五毛錢的水，然後他問列車員要發票，列車員樂了，說：“我們火車上自古就沒有發票”。然後 這個人把鐵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說：“人們在強大的力量面前，總是選擇服從，今天如果我們放棄了一塊五毛錢的發票，明天我們就可能放棄我們的土地權，財產權，和生命的安全。權利如果不用來爭取的話，權利就只是一張紙。”他後來贏了這場官司，我以為他會和鐵道部結下樑子，結果他上了火車之後，在餐車要了一份飯，列車長親自把這份飯菜端到她的面前說，還是吃完之後我再給您送過來。我問他你靠什麼贏得尊重，我靠為我的權利所作的鬥爭。這個人叫郝勁松，三十四歲的律師。
去年我認識一個人，我們在一起吃飯，這個六十多歲的男人，說起來豐臺區一所民工國小被拆遷的事兒，他說所有的孩子靠在牆上哭。說到這兒的時候他也動感情了，然後他從褲兜裡面掏出來一塊皺皺巴巴的藍布手絹，擦擦眼睛。這個人十八歲的時候當大隊的出納，後來當教授，當官員。他說他所有做這些事的目的，是為了想給農民做一點事。他在我的採訪中說到，說征地問題，給農民的不是價格，只是補償，這個分配機制極不合理，這個問題不僅出在土地管理法，還處在 1982年的憲法修正案。在審這期節目的時候我的領導說了一句話，說這個人說的再尖銳，我們也能播。我說為什麼，他說因為他特別真誠。這個人叫陳錫文，中央財經領導辦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問過一個老人，我說你的一生也經歷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麼來保持你年輕時候的情懷，他跟我講有一年他去河北視察，沒有走當地安排的路線，然後他在路邊發現了一個老農民，旁邊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車去看，那個老農民因為太窮了，沒錢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來賣。這個老人就給了他五百塊錢讓他回家，他說我給你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告訴你，中國大地上的事情是無窮無盡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執著。這個人叫xx，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
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她由這些人創造，並且決定。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那些能夠尋求真理的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能夠記錄真實的人， 能夠不計利害為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夠去捍衛自己憲法權利的人，能夠知道世界並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棄的人，只有一個國家擁有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為祖國驕傲。只有一個國家能夠尊重這樣的頭腦和靈魂，我們才能說我們有信心讓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