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和命運的對峙、向庸俗的反抗，我身邊沒有人比老羅做得更好。
我清楚的記得第一次見到老羅是在新疆飯店門口，我們約好在那裡碰面。那是某年的冬天，我在那裡等了沒幾分鐘，就遠遠看見一個披著軍大衣的胖子邁著輕快的步子向我走來。我們羞澀的互相打了一個招呼，就直接奔進飯館吃飯。
我吃了不少，當然，他吃得更多，我幾乎是眼睜睜的看著他的嘴唇像縫紉機般上上下下，以熟練紡織女工的速度消滅了整整一大盤羊肉串。吃完之後，他打了一個飽嗝，然後開始興奮的跟我胡扯淡。
在此之前，我自認為見過世面，看過不少美式脫口秀，了解幽默的來龍去脈，但還是被深深的迷住了。他講述了自己當年在韓國的一些經歷，夾雜著一些不乾不淨的字眼，對於我來說，那是非常新奇的體驗：一個人馬不停蹄的說著髒話，但你卻笑得裂開了嘴，像吞了一個髮夾。
後來我們就熟了，一個瘦子和一個胖子，經常在夜晚流竄於中關村的各種拉麵店和韓國飯館，吃飽喝足之後就開始海闊天空的互相吹牛逼。但令我慚愧的是，我吹的牛逼連自己都忘了，但他吹的牛逼似乎都實現了。那時候，他說要辦一個牛逼的網站，最後他辦了；他說以後要拍電影，最後他拍了；他說要創業做老闆，最後他做了。
或許時光繼續往前推，當羅永浩窩在東北一個邊陲小鎮的時候，也有一個像我一樣的聽眾，滿腹狐疑的看著這個高中輟學的人說他要當英語老師或者成為一名作家，露出一臉訕笑或者吃驚的神色，並且在心裡嘀嘀咕咕：這傻逼到底是怎么啦？
後來他一一兌現了他的念頭，儘管沒有那么轟轟烈烈，但相比較我，或者其他更多的人，他始終在鞭笞著自己的想法向前跑，永遠沒有一刻停滯的時候，哪怕他即將四十歲。關於和命運的對峙、向庸俗的反抗，我身邊沒有人比老羅做得更好。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異類，而異類，對於這個剛剛脫離農業社會的國家來說，還是不能接受的存在。
在一個屈服於權力、鄉愿和關係的社會中，中庸的思想根深蒂固，人們習慣於穩定和踏實，沾沾自喜於眼前的生活，而這一切都是農民社會的思維，而非商業社會的，官方那一套循循善誘的和諧語境，又加深了人們對一切破壞性事情或者人物的恐懼。作為一個天生刺兒頭的胖子，對捆綁在我們身上這些約定俗成的法則的反抗，卻只會得到種種嘲笑。
在這裡，我要插入一個勵志故事：曾經有一個不識譜的左撇子黑人，因為成績太差而被學校開除，過著顛簸流離的生活，在餵養和周濟中度過了自己慘澹的少年。在60年代那個充滿種族歧視和隔離的美國，儘管他懷揣著音樂夢想，卻只能在低等的“豬腸院線”演出，甚至到農村去走穴。沒人瞧得上他，只有他自己認為自己終將成為一個偉大的人。後來，他確實做到了。
我不能說老羅得到了和這個叫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人一樣的成就和高度，但在讀過這本吉他之神的傳記之後，我覺得他們的精神核心並沒有太多分別。他們都屬於那種格格不入的人，不管在潦倒的午夜，還是成功的黎明。就是那種願意為了某種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把自己燃燒起來的特質，注定了他們與眾不同。
老羅的下一個理想是做手機，這聽上去像一場不切實際的夢遊。然而，在七年前他向我吹第一個牛逼的時候，我或許會這么想。但現在我不這么認為了。我覺得他會成功，並且是那種洋洋得意的成功，而且還會再度用他胖乎乎的手，把那些質疑者的臉抽的啪啪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