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山東省高密縣一個偏僻落後的鄉村。五歲的時候，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艱難的歲月。生活留給我最初的記憶是母親坐在一棵白花盛開的梨樹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紅色的棒槌，在一塊白色的石頭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綠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濺到母親的胸前，空氣中瀰漫著野菜汁液苦澀的氣味。那棒槌敲打野菜發出的聲音，沉悶而潮濕，讓我的心感到一陣陣的緊縮。
這是一個有聲音、有顏色、有氣味的畫面，是我人生記憶的起點，也是我文學道路的起點。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體來把握生活，來感受事物。儲存在我腦海里的記憶，都是這樣有聲音、有顏色、有氣味、有形狀的立體記憶，活生生的綜合性形象。這種感受生活和記憶事物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我小說的面貌和特質。這個記憶的畫面中更讓我難以忘卻的是，愁容滿面的母親，在辛苦地勞作時，嘴裡竟然哼唱著一支小曲!當時，在我們這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中，勞作最辛苦的是母親，飢餓最嚴重的也是母親。她一邊捶打野菜一邊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這一細節，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義。
我母親沒讀過書，不認識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難，真是難以盡述。戰爭、飢餓、疾病，在那樣的苦難中，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她活下來，是什麼樣的力量使她在飢腸轆轆、疾病纏身時還能歌唱?我在母親生前，一直想跟她談談這個問題，但每次我都感到沒有資格向母親提問。
有一段時間，村子裡連續自殺了幾個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種巨大的恐懼。那時候我們家正是最艱難的時刻，父親被人誣陷，家裡存糧無多，母親舊病復發無錢醫治。我總是擔心母親走上自尋短見的絕路。每當我下工歸來時，一進門就要大聲喊叫，只有聽到母親的回答，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有一次下工回來已是傍晚，母親沒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欄、磨房、廁所里去尋找，都沒有母親的蹤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不由得大聲哭起來。這時，母親從外邊走了進來。母親對我的哭泣非常不滿，她認為一個人尤其是男人不應該隨便哭泣。她追問我為什麼哭。我含糊其辭，不敢對她說出我的擔憂。母親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對我說：孩子，放心吧，閻王爺不叫，我是不會去的!
母親的話雖然腔調不高，但使我陡然獲得了一種安全感和對於未來的希望。多少年後，當我回憶起母親這句話時，心中更是充滿了感動，這是一個母親對她的憂心忡忡的兒子作出的莊嚴承諾。活下去，無論多么艱難也要活下去!現在，儘管母親已經被閻王爺叫去了，但母親這句話里所包含著的面對苦難掙扎著活下去的勇氣，將永遠伴隨著我，激勵著我。
我曾經從電視上看到過一個讓我終生難忘的畫面：以色列重炮轟擊貝魯特後，滾滾的硝煙尚未散去，一個面容憔悴、身上沾滿泥土的老太太便從屋子裡搬出一個小箱子，箱子裡盛著幾根碧綠的黃瓜和幾根碧綠的芹菜。她站在路邊叫賣蔬菜。當記者把攝像機對準她時，她高高地舉起拳頭，嗓音嘶啞但異常堅定地說：我們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即使吃這裡的沙土，我們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話讓我感到驚心動魄，女人、母親、土地、生命，這些偉大的概念在我腦海中翻騰著，使我感到了一種不可消滅的精神力量，這種即使吃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類歷盡劫難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證。這種對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學的靈魂。
在那些飢餓的歲月里，我看到了許多因為飢餓而喪失了人格尊嚴的情景，譬如為了得到一塊豆餅，一群孩子圍著村裡的糧食保管員學狗叫。保管員說，誰學得最像，豆餅就賞賜給誰。我也是那些學狗叫的孩子中的一個。大家都學得很像。保管員便把那塊豆餅遠遠地擲了出去，孩子們便蜂擁而上搶奪那塊豆餅。這情景被我父親看到眼裡。回家後，父親嚴厲地批評了我。爺爺也嚴厲地批評了我。爺爺對我說：嘴巴就是一個過道，無論是山珍海味，還是草根樹皮，吃到肚子裡都是一樣的，何必為了一塊豆餅而學狗叫呢?人應該有骨氣!他們的話，當時並不能說服我，因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樹皮吃到肚子裡並不一樣!但我也感到了他們的話里有一種尊嚴，這是人的尊嚴，也是人的風度。人，不能像狗一樣活著。
我的母親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難，不屈不撓地活下去;我的父親和爺爺又教育我人要有尊嚴地活著。他們的教育，儘管我當時並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獲得了一種面臨重大事件時作出判斷的價值標準。
飢餓的歲月使我體驗和洞察了人性的複雜和單純，使我認識到了人性的最低標準，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質的某些方面，許多年後，當我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這些體驗，就成了我的寶貴資源。我的小說里之所以有那么多嚴酷的現實描寫和對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與過去的生活經驗密不可分的。當然，在揭示社會黑暗和剖析人性殘忍時，我也沒有忘記人性中高貴的、有尊嚴的一面，因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許多像他們一樣的人，為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這些普通人身上的寶貴品質，是一個民族能夠在苦難中不墮落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