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從機場開往株洲的最後一班大巴車，到達株洲的時候，已經晚上十點了，我打了個車直奔家裡。
到家時，疑心老媽睡了，我直接掏了鑰匙開門——2005年，去廣州工作之前，老媽特地囑咐我要帶上家裡的鑰匙，她說，人在外面漂著，有把家裡的鑰匙，心裡就踏實。
鑰匙塞進鎖孔，輕輕鏇轉，我推開了門。可是，我的一隻手卻停滯在了脫鞋的動作上。
房間裡沒開燈，電視早已沒了節目，只餘下沒有聲息的雪花點在螢幕上閃動，灰白夾雜，正映著對面沙發中沉沉睡去的老媽——她蜷縮在沙發上，腳上的拖鞋掉落了一隻，還有一隻半掛在腳上。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發酸的鼻子，她驚了一下，醒轉過來。看到我意外出現，她半錯愕半高興地對我說，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來了，接著慌裡慌張地趿拉上拖鞋，一邊走過來接我手裡的東西，一邊擦嘴角的口水痕跡：“人老了，糊塗了，看個電視都能睡得流口水。”
有些疑問到了嘴邊，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飛機之前給她打電話時，她還在電話那頭興高采烈地對我說，她今天剛去泡過溫泉，晚上準備舒舒服服睡一覺。很明顯她沒去泡溫泉，是沒去，還是根本就沒有這個計畫？
我心裡的疑問還有很多。
從小到大，不管遇見什麼事情，母親總是活得樂觀又充實。哪怕父親患肝癌去世，我也沒見過她愁苦滿面的樣子。
給爸爸料理完喪事，我不顧媽媽的勸阻，把她接到廣州住過一陣子。那時候，我跟肖勇戀愛一年多，我們租住在天河區一間一室一廳的房子裡。臨走前，我要把爸爸的遺像帶著，我知道他們倆過了一輩子，爸爸突然走了，她肯定不習慣，帶著爸爸的遺像，至少可以讓她在想他的時候還能看一下。
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做媒體，經常要跑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做it，加班更是家常便飯。我怕老媽無聊，特地去裝了有線電視，還硬塞給她五百塊錢，讓她去跟小區里那些老太太一起搓搓麻將。
有天下午，我採訪時崴了腳，跟主任請了假回家。還沒走到小區的小花園，就聽到一幫老太太把麻將搓得嘩啦響，間雜著笑語歡聲，我想，老媽這下找到組織了！可是當我走近，轉頭望向那個小花園時，老媽正一個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著幾株扶桑花發獃，離她三四十米處，那幫打麻將的老人正在用粵語嘰里呱啦地說說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媽媽的肩，這時我才發現，她懷裡正抱著爸爸的遺像。我想說點什麼緩和一下氣氛，但是，話卻卡在了喉嚨里。
起初，肖勇對放在客廳里的遺像沒有什麼表示，但是一個半月後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氣，又欲蓋彌彰地指著放爸爸遺像的博古架位置說：“小娟，你說要不要在這裡放一盆綠蘿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樣欲蓋彌彰地放大了聲音說：“不行！”聲音放大是為了讓媽媽聽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件事最終促使老媽離開了廣州。總之，一周之後，老媽回了株洲，臨走前，她還給了我兩千塊錢，我給她的那五百塊錢就在裡面，原封未動。
老媽再也沒有跟我們住到過一起。不過，自從從廣州回去，她倒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電話打過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說要跟隨區裡的老年模特隊去大連表演，她說她這才叫一個如魚得水，在廣州跟著我人生地不熟，但是在老家不同，這裡有她交往了大半輩子的親友。每次聽到她在電話那端快活的樣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萬里。她說，她現在想開了，該吃吃，該喝喝，把以前虧欠的日子給補上，我舉雙手表示贊同。我只怕她孤單，只怕她覺得此生有憾，生活擠得滿滿當當的才好。
別人都擔心老人家空巢在家無所事事，閒出一身病來，只有我，總得打電話回去約束她：“玩歸玩，身體最要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