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金定
父親節那天，儘管網上早就開始提醒父親節即將來臨，但我還是忘了問候父親。寫完稿子突然想起時，已經是晚上十一點多了，家鄉與重慶時差四十分鐘左右，知道此時父母早已休息了，於是就沒有打擾二老。
匆匆洗漱後準備休息，可本已疲憊的我，卻躺在床上怎么也無法入睡，有一雙雙手，又不停地在我的腦海里浮現。那就是我父親的雙手，一雙曾震撼我的心靈，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里，十幾年來時常浮現的雙手！
世代農民的父親，雖斗大的字認不出幾個，但卻一直想改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年輕時就半商半農做些小生意。在我久遠的記憶中，每年的農忙一結束，父親總是挑著擔子走村串戶手搖“白糖鼓”賣“白糖”。“白糖”是我們家鄉的土話，其實就是麥牙糖，也是四川的“白麻糖”。記得父親賣的“白糖”，都是我們家裡自己熬制的。現在，我雖已記不得父母當初是怎樣熬制“白糖”的，但據有關資料介紹，“白糖”的熬制工藝好像還是比較複雜的。而“白糖鼓”，又是我們兒時最好的玩具！
後來，父親不再賣“白糖”了，就改行去“下三府”補套鞋、修雨傘，好像是三叔帶的父親。那時出門住旅館、買車票，都要憑介紹信。大人們都識字不多，我這個讀國小的居然也派上了用場，每次父親他們出門前，我總要給他們填寫介紹信，地址就填“杭州、嘉興、湖州等地”。於是，我猜想父親們說的“下三府”就是“杭嘉湖”地區了。現上網一查，才知道“下三府”果真就是“杭嘉湖”地區。“杭嘉湖”地區素以“魚米之鄉、絲綢之府”聞名於世，可見當時的生活之富庶。
再後來父親們去了東北，雖然還是補鞋，但卻已是“半機械化”了。記得那時父親們總是半夜出門，徒步走到離家不遠的牧嶼買補鞋機。雖說“不遠”，其實也有二三十公里，因是徒步，買來補鞋機挑回到家裡，往往已經是晚上了。他們將補鞋機的大輪子拆卸掉，裝進旅行包後又小心翼翼地在補鞋機的四周塞滿軟布皮革，又開始去東北補鞋了。據說補了一年後回家時，那台補鞋機居然還能賣出比新買時還高的高價。這個時候我已不只是為父親填寫介紹信了，最高興和最榮耀的是給父親及叔叔們寫信。於是，我也知道了一大串的北方城市：大連、瀋陽、哈爾濱、海拉爾、佳木斯、齊齊哈爾等等。
大概父親是很吃苦的，每次出門沒多久總是寄錢回來了，過不了多久又寄一次，令好多人眼紅。最眼紅的可能就是郵遞員，每次父親寄錢回來，母親或我找來私章去領匯款單時，總是被那個兇巴巴的郵遞員莫明其妙地訓斥。有時一下子找不到私章，稍慢了一點點，郵遞員就會大發雷霆。後來，我們一見到這個郵遞員就怕。
郵遞員可怕倒也無妨，更可怕的就是領導幹部了。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賣“白糖”也好，補套鞋也罷，父親當然也就成了“投機倒把犯”，好像還掛過牌，挨過批鬥呢。還有幾次，竟將作為我母親嫁妝的兩隻箱子搬出門外，打開箱門，向鄰里展覽。不知道“罪名”是什麼，反正說我家裡居然還有幾斤毛線！當然，我也能從鄰居們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們並沒有歧視我們，反而卻有一些讚賞和羨慕。
是的，在外人的眼裡，我這個“投機倒把”的家庭，應該算是比較富裕的。誰知，我母親卻常常獨自流淚。那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如果生產隊里沒有勞動工分，就意味著分不到糧食。哪怕父親總是在農忙過後才外出，但好像總是還差工分，生產隊開始分糧食時，我家裡總是分不到，全家人常常挨餓，母親為此經常流淚。後來分到糧食沒有，分到了多少，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只記得每年總要去外婆家住一段時間，不知跟家裡缺糧有無關係。父親還有個惡習，那就是好賭。父親在外辛苦掙錢，母親在家省吃儉用，可每年回家過年時，父親總是無日無夜地賭博，不僅要輸光家裡的所有錢，而且還要借債，每年如此。父親也少不了為賭博而掛牌挨批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