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秋雨
一
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從北京返回上海。幾個早已安排好的課程，也只能調課。校方說：“這門課很難調，請儘量給我們一個機會。”我回答：“也請你們給我一個機會，我只有一個母親。”
媽媽已經失去意識。我俯下身去叫她，她的眉毛輕輕一抖，沒有其他反應。我終於打聽到了媽媽最後說的話。保姆問她想吃什麼，她回答：“紅燒蝦。”醫生再問，她回答：“橘紅糕。”說完，她突然覺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來，之後就再也不說話了。橘紅糕是家鄉的一種食物，媽媽兒時吃過。生命的終點和起點，在這一刻重合。
在我牙牙學語的那些年，媽媽在鄉下辦識字班、記賬、讀信、寫信，包括後來全村的會計工作，都由她包辦，沒有別人可以替代。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她總是帶著我。等到家鄉終於在一個破舊的尼姑庵里開辦國小時，老師們發現我已經識了很多字，包括數字。幾個教師很快找到了原因，因為我背著的草帽上寫著4個漂亮的毛筆字：“秋雨上學”，是標準行楷。
至今我仍記得，媽媽坐在床沿上，告訴我什麼是文言文，什麼是白話文。她不喜歡現代文言文，說那是在好好的頭上扣了一個老式瓜皮帽。媽媽在文化上實在太孤獨，所以把我當成了談心對象。我7歲那年，她又把掃盲、記賬、讀信、寫信這些事全都交給了我。
我到上海考中學，媽媽心情有點兒緊張，害怕因獨自在鄉下的“育兒試驗”失敗而對不起爸爸。我很快讓他們寬了心，但他們都只是輕輕一笑，沒有時間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獲得上海市作文比賽第一名，是因為已經替鄉親寫了幾百封信；數學競賽獲大獎，是因為已經為鄉親記了太多的賬。
二
醫生問我妻子，媽媽一旦出現結束生命的信號，要不要切開器官來搶救，包括電擊？妻子問：“搶救之後能恢復意識嗎？”醫生說：“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續一兩個星期。”妻子說要與我商量，但她已有結論：讓媽媽走得體面和乾淨。
我們知道，媽媽太要求體面了，即便在最艱難的那些日子，服裝永遠乾淨，表情永遠優雅，語言永遠平和。到晚年，她走出來還是個“漂亮老太”。為了體面，她寧可少活幾年，哪裡會在乎一兩個星期？
一位與媽媽住在同一社區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參加他們的一次考古發掘研討會，3次上門未果，就異想天開地轉邀我媽媽到場。媽媽真的就換衣梳發，準備出門，幸好被保姆阻止。媽媽去的理由是，人家滿頭白髮來了3次，叫我做什麼都應該答應。媽媽內心的體面，與單純有關。
媽媽如果去開會了，會是什麼情形？她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只是來替兒子還一個人情，只能微笑，不該說話，除了“謝謝”。研討會總會出現不少滿口空話的人，相比之下，這個沉默而微笑的老人並不丟人。在媽媽眼裡，職位、專業、學歷、名氣都可有可無，因此她穿行無羈。
三
大弟弟松雨守在媽媽病床邊的時間比我長。在我童年的記憶中，他完全是在媽媽的手臂上死而復生的。那時的農村談不上什麼醫療條件，年輕的媽媽抱著奄奄一息的嬰兒，一遍遍在路邊哭泣、求人。終於，遇到了一個好人，又遇到一個好人……
我和大弟弟都無數次命懸一線。由於一直只在乎生命的底線，所以媽媽對後來各種人為的人生災難都不屑一顧。
我知道，自己一生最大的勇敢都來自母親。我6歲那年的一個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來得晚，我瞞著祖母翻過兩座山嶺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見到我時，沒有責怪，也不驚訝，只是用溫熱的手牽著我，再翻過那兩座山嶺回家。
我從小就知道生命離不開災難，因此從未害怕災難。後來我因歷險4萬公里被國際媒體評為“當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就與媽媽有關。媽媽，那4萬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的足跡。而我每天趴在壕溝邊寫手記，總想起在鄉下跟您初學寫字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