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憲利
一
1997年，我大學畢業。在我到國家部委工作之後不久，爸爸滿心歡喜地從山東老家來看我，想要感受一下兒子帶給他的榮光。
當時我住在單位的集體宿舍，我只能把爸爸安排在附近的旅館，那是一家地下旅館。
這是一個與老人家傳統意識、近期想像、來時預期全面衝突的安排。在去旅館的路上，老爸滿臉的失落，看得出他內心一直在激烈地鬥爭，體會著兒子的不近人情以及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所帶給他的驚詫。
在地下室剛剛坐定，爸爸終於還是開口了：“兒子，你就讓你爹住地下室啊？家裡人都說你在國務院工作，風光得很呢！怎么老爹來北京了，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
爸爸的話，顯然刺痛了我，我無法解釋他所不了解的北京，恰如我也無法解釋他所不了解的基層公務員。
二
兩年之後，我終於趕上了機關福利分房的末班車。歡欣之餘，讓我忐忑的是，按照既定的分房方案，我的分房資格還有待核准。
在找了分房辦數次無果的情況下，抱著最後的一絲希望，我給分管副部長寫了一封有生以來最煽情的“求房信”：
“……每當我加班很晚，拖著疲倦的身軀，帶著忙碌了一天的工作所給予我的內心的充實，擠上通往集體宿舍的最後一班公共汽車時，我茫然地看著絢麗的北京，感受著萬家燈火、各居其所的安寧，我就覺得自己像一個流浪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每當此時，我就想起小時候我在野外走丟了，等待著媽媽牽著我的手回家。而此時，在我給您寫這封信的時候，遠離了家鄉親人、孑然一身來到北京的我，是多么希望您就像小時候牽著我的手的媽媽那樣，向我伸出溫暖的援手，牽著我回家。”
這是我第一次為了個人目的而動用煽情術，半假的真情散落了一地。
結果恰如荒野里的期待，我分到了一套一居室。房子很老舊，不到50平方米，但這房子對於我來說意義重大，我仿佛看到爸爸帶著眾鄉親來我家裡打地鋪的熱鬧景象。
很久以後，我遭到幾個知道此事的朋友的嘲笑和戲謔，他們認為一向標榜清高的我，為了一套房子竟至行文如此肉麻，是一個地道的俗人。俗不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當時我快樂得直蹦高。
不久之後，機關停止了福利分房，剛剛進入我們司的一個姓魏的師妹只能購買經濟適用房。2003年左右，魏師妹買了一套西三旗的房子，需要20萬。20萬啊，剛剛畢業的人，從哪裡一下子拿出20萬來？我當時很為她擔心，覺得她上了這個城市的當。
三
轉眼到2020年，我的外甥從我曾經就讀的那所大學畢業了。他說：“舅舅，我決心進入七環以內你那個叫作京的城。”
我說：“歡迎。只是舅舅除了煽情術，教不了你什麼。”他說不用，他有一顆強大的心。
畢業前夕，他仍在按照自己一直以來的慣性及父母、鄰里的期待塑造自己，其中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去大機關，依據是，主流才能入流。
接下來，在世界上最難的“國考”及艱難的就業環境面前，他幾經挫敗，不但進不了機關，反而面臨返鄉的窘境。
隨著離校日期的逼近，“強大的心”終於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我知道這座城市給他的教育已經足夠，於是決定施以援手，托熟人的關係，幫他進入了一家國有上市公司。
留京之後，他面臨的環境是現實而殘酷的。家裡提供不了經濟援助，女朋友家境也一般，但女朋友堅持說，沒有房子不結婚。
同時，在他的內心深處，他還沒有放棄從政的想法，總是覺得在企業工作比較邊緣化。
他跟我說：“舅舅，你們那時候多幸福啊，沒有開豪車上班的同事，最牛的男生也只可能比你多一雙耐克鞋。1993年，西三環還是沙子路。1998年，西三環以西還是平房。2000年，燕莎的商品房才賣到每平方米1萬元。”
四
看著他無處安放的心靈，我給他講起了孟學農《心在哪裡安放》那首詩和1995年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