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蔣方舟
我在大學裡總是和周圍的同學吵架。我並不是個暴脾氣、愛挑起事端的人，只是常常對大學生的生活方式採取一種沉默的不以為意，一種俯視的不敢苟同。這種態度很容易被人察覺，同學往往氣悶一會兒，還是忍不住和我爭辯起來。
隔壁寢室有個女生，每天進進出出異常繁忙，總是隨身帶著一個巨大的黑色塑膠袋。後來我才知道，塑膠袋里全是衣服——她定期到北京著名的服裝批發市場批發大量的廉價衣服，然後賣給同班女同學，其間的差價美其名曰“代購費”.
我和同學為了這個小商人又爭論了起來。我的言語神態間自然又帶上了難以抑制的否定。因為我覺得這種生存手段開始得太早，也實在沒有意義，簡直拋擲了大學裡難得的大好春光。我的同學則覺得世態險峻，既然我們遲早都要與生活作生存搏鬥，那么開始得越早，資本也就愈發雄厚。
儘管我們的爭辯中還勉強維持著基本的禮貌和客套，可是大相逕庭的價值觀已經露出了猙獰的分叉。我的斷語已經呼之欲出——“浮躁庸俗！”她的評語我也能從空氣中捕捉到——“你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現在的大學生的的確確是變了。西洋自12世紀以來，中國自漢朝以來，大學生就擁有一種浮游生物般的地位。我們從家庭中走出，還沒有進入社會，在這兩個現實之間，我們從大學裡獲得暫時的自由翱翔。
在這種真空地帶的翱翔里，我們的人生能夠享受一段綿長的不靠譜，一段被默許的不著調。正如我喜歡的那段話：“大學校園裡培養出來的人，好像是同道修行過來的人，走入人間，眼睛裡閃出青碧火星來。”等我進入大學才知道，眼裡這火星叫做理想主義，而與之對抗的是現實。
記得我以前看過一篇60年代的台灣小說《西出陽關無故人》，主角是一男一女兩個大學生。他們同屬於大學戲劇社，男主角喜歡導文藝腔的戲，還拍了一個誰都看不懂的電影短片，結果沒能得獎。女主角是與他稍有曖昧的戲劇社女一號。
有一天，有個電影公司來大學征民眾演員，很多人前去應徵，女主角也去了。男主角得知訊息，發出像我一樣的冷笑：“你在大學裡打著學術思想的招牌，一副有理想有原則的模樣，人人仰慕你而不敢輕視。到今天接觸了社會，你又搖身一變成了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說穿了，你的能耐就是個生存能力罷了。”
她慘然笑道：“我知道你想怎樣，你要我們全冷眼坐在一旁不跟導演合作，誰要是興高采烈去參與，便被你安上個妥協墮落的罪名。事實上，你先把大學生估計得太高了，所以打落得太深。‘現實’這字眼從來沒有存在你的腦子裡。今天你看到了，嚇壞了，趕緊退一步躲回去。以後你會更超然，每一樣事情你都可以拿來嘲諷鄙夷，因為，你根本沒在裡面。”
女主角踏著高跟鞋走掉，五年之後作為半紅不熱的“十三點女演員”給男主角寫信，說現在聽到大學生提及“社會參與”這樣的詞會覺得很可笑：“人在社會裡不就是參與了嗎？你在這個社會裡便是在這社會裡了，你把它真實地、認真地過下去，便是了。”她的信頗有幾分歷經滄桑後與社會一笑泯恩仇的意味。那一刻，我覺得我也不必急於與社會聯袂，或者忙著與社會結仇。
在這四年的大學時光里，現實不是我們面前的野蠻馴獸師，你不用躲著從洞口偷看、喃喃咒罵，不敢出來應對；現實也不是我們背後的野蠻馴獸師，揮舞著皮鞭逼我走上社會擁擠而危機重重的甬道。所以，我希望你同我一樣，不要早早放棄可以仰望的星空，而鑽進生活燃燒著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