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我的一生可以說還是體現著佛經講的五個字，並可用之加以表述。佛經認為人的一生貫穿著五個字。
第一個字是“命”，你必須認命。
比如說你生在哪一種家庭，你長成什麼樣，你沒法選擇。你生在一個貧農家庭和你生在一個大富豪家庭肯定是不一樣的，這是命運，你不能選擇的。這叫“命中注定”。
第二個呢，我覺得就是“運”，“時來運轉”的“運”。
這個“運”是動態的，如果說“命”是注定的，不動的，而“運”則是動的。我常常覺得自己有很多“時來運轉”的時候，也有很多運氣很糟糕的時候。好多時候，你覺得你沒有做什麼，可就是發生了某種“運”。
比如當時我們剛大學畢業，辦一個刊物《當代英雄》。為此，1958年反右已經快結束了，我還是被補進去，劃成了極右派。我為此二十多年離開學術界。後來我搞比較文學，也真是“時來運轉”。那時已經是1981年了，我都已經50歲了。也是非常偶然的，我就不知道怎么把我選去哈佛了。而且，不單是在哈佛訪學了一年，當時伯克利大學有人來哈佛開會，看見我，就邀請我到他那兒做兩年的特約研究員。我完全沒有想到！怎么可能呢？伯克利和哈佛都是很好的學校。
後來，我就相信這個“運”，就是說“時來運轉”。“運”是不能強求的，“運”沒有來的時候，強求也沒有用。當運氣很壞的時候，你不要著急，運氣很好的時候，你也不要覺得自己怎么了不起，它是有一個你所不知道的力量在後面推動的，並不是你自己有什麼了不起。
第三個字是“德”，就是道德的“德”。
道德是任何時候都要“修”的，孔夫子講的“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如果你不講“德”，不講“學”的話，那是非常大的憂患了。
無論在什麼意義上，我總覺得自己要做個好人，我覺得這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像費孝通先生講的，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基因。一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一定就望子成龍，可是他希望孩子是個好人，不要是個壞人，這是生存在我們老百姓文化中的一個基因。在我最困難，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時候，我覺得有兩句話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雖然任何權利都被剝奪了，但我還可以做一個好人。
我在鄉下被監督勞動時，正是大飢餓的年代，領導要求我創造一個奇蹟，要把四隻小豬，在不餵糧食的條件下，也能養肥了給大家過年。就這個任務，當時我很著急呀，每天漫山遍野讓豬在地里拱食，到處給它們打豬草。後來把那豬養得還可以，反正不算肥，但是大家過年的時候都吃得挺高興，我覺得也很好。所以不管怎么樣，就算在很困難的環境裡，還是要獨善其身，竭盡全力，做個好人，所以老鄉都很喜歡我。
當時我住的那一家，老大爺是個放羊的，他去放羊的時候，撿到一個核桃，半顆花生什麼的都帶回來給我吃。那時候的下放幹部都得了浮腫，因為糧食不夠，可是我沒有浮腫，那就是因為我們常常可以吃撿到的核桃、花生、白薯頭。而且我們那個大娘養雞，除了上交的雞蛋定額外，總還能剩下幾個。我們三個人，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有一次“雞蛋宴”，三個人吃8個雞蛋！所以我一直沒有浮腫，身體很好。
如果那時候看不見前途就完全消沉，什麼也不想幹了，或者說你對老百姓很冷漠，對大家很抗拒，如果沒有“窮則獨善其身”的信念，就會覺得日子沒法過下去。
第四個字是“知”，知識的“知”。
“知”是你自己求的，就是說你要有知識，要有智慧。這一點，我覺得我也一直沒有放棄。即使在放豬的時候，我也一邊放豬，一邊念念英文單詞什麼的，沒有把英語基礎全丟掉。我原來是喜歡外國文學的，特別是屠格涅夫等俄國小說。他寫的革命女性對我的影響非常之大。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喜歡中國的古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