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新東方多年來奉行學生利益至上，未必是多么高尚，而是不如此，就不會有學生上門，就不會有任何收入，這是規則與制度的強大作用。隨著中國高教資源的逐漸充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建立這樣一種與很多國家高校一致的機制：哪個教師、哪個院系、乃至哪個學校教學質量低劣，學生考評意見眾多，本末倒置地把精力全放在拿獎項、發論文、排名次之上，就讓它降級、減薪、甚至走人或關門呢？
很少有人能做到美國上市公司的老總，但每個人、每個知識人都應該理智而堅定地選擇自己的人生方向；不是每個高校都需要新東方那些在意學生評價、甚至討好學生的教員，但學生至上是每個教育機構，不論公辦、民辦，不論規模大小都適用的顛撲不破的真理。這就是新東方的成功給我們的兩點啟迪。
中國民辦教育的成功者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7日在紐約上市了。作為久已離開其日常運作的老員工，我仍然感到非常激動和自豪。這倒不是因為預期到它的財富將繼續迅猛增長，而是深切地感受到新東方的成功可以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給仍在沉睡者一劑清醒的啟迪。
長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前途不外兩條，或“學而優則仕”、志得意滿、衣錦還鄉；或壯志未酬、退求學術、固守象牙塔。而中國商業成功人士的來源，在傳統上也不外兩個：祖傳的商業世家和斷了當官、治學可能的窮苦人通過奮鬥發財。前者由於近幾十年的特殊背景，在中國大陸幾近絕跡。因此，我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段時間內所知曉的富人，文化程度經常不高，所從事行業亦缺乏技術含量，為知識人所不屑。我以為：這種知識與財富的疏離和對抗，正是近現代中國多項改革措施遭遇阻礙、和諧社會建設仍任重道遠的重大原因之一。而新東方諸創始人和與之類似的20世紀90年代歸國創業的大量高學歷者們，卻打破了這一藩籬，創造了“知本家”的神話，他們所從事的行業是無知識者無法涉足的，他們的管理經驗、為人之道、處事謀略、胸襟城府都與中國傳統上對商人的成見完全不符。他們的成功，成為諸多寒窗苦讀者的希望，以鮮活的事實宣告了一段時間內甚囂塵上的“讀書無用論”之破產，比再多的思想教育、行政措施都有效。他們的成功，給某些本不擅長也不喜歡、卻苦熬在“公家”單位里應付各種會議、報告、審批和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的同齡人揭示了一條哲理：人生並非只有謀得一官半職才有成就！唯一有資格對他們的成功冷眼相看者，是那些一開始就篤定了皓首窮經、從內心深處喜愛並獻身於學術之知識人，他們本就不在意那些轟轟烈烈的成功，此時仍可以繼續畢生的追求。或者在財富與事業上實現自身的價值，或者在書齋中尋找心靈的寄託，本就是世界範圍內讀書人的兩大追求，我相信這也必將是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最終歸宿。
對比從中關村一間簡陋的平房發展起來、沒有得到過任何官方資助、卻在眾多學員的擁護下取得驚人發展的新東方集團，眾多公立高校，特別是獲得大量國家支持、盡享各項優惠資源的某些“名校”是否應有所反思呢？誠然，民辦的新東方和這些公立高校在教育目的、教學內容、營利與否以及歷史傳統上，都不具有可比性，它們完全不可能、也不會願意拷貝新東方成功的模式。但有一點新東方做到了，我們的高校卻未必做得到，那就是真正把學生作為自己的上帝，一切教學設定、人員安排、軟硬體設備乃至一切項目的存廢，都以學生是否滿意作為唯一的判別標準。
當前世界上，有兩種高等教育培養模式，德國教育學家洪堡在19世紀首創研究型大學模式，而英美的高校至今仍較多地繼承教學型模式之傳統。但不管哪種模式，那些“世界一流高校”無不把學生作為自己的核心，無不把學生評價之高低作為教師升遷和薪酬的極大權重，無不把學生是否接受作為一個教學項目甚至一個院系是否開設的最重要意見。洪堡就曾堅定地說：“大學的最重要目標就是培養人。”沒有了學生的認同和留戀，那些核心期刊、國際會議、科研獎項、高校排名又有何意義，我們又怎樣實現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