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其實是一個“成功人士表彰大會”
“恐歸族”的價值宣言
30年前那些逗樂我們的相聲段子已經不再好笑；除了在微博上被吐槽，春節聯歡晚會已經乏善可陳；大魚大肉、糖果零食都不太符合現在的健康標準；大掃除是沒必要的，日常清潔已經讓家裡足夠乾淨……過年可以做的那些事情都在逐漸失去意義。
過年必須做的那些事又令人煩惱。2020年春運人數已經超過30億，每年幾十億人口的大騰挪成為一個基本無解的社會問題。年貨送來送去，領導、朋友、長輩，打點各方關係，聯絡多方感情，過年比上班還累。年前的突擊加班常常讓人對假期產生幻滅感：焦頭爛額地忙完所有的工作，難道就為了過年那幾天吃得腦滿腸肥，對著電視發獃嗎？
我們感慨年味淡薄，其實是人情淡了。但人類社會就是在由熟人社會向契約社會前進。我們有了更多的自我，不再依靠單一的價值標準來要求自己、評判別人，我們對於幸福的定義不再趨同。在不想過年的呼聲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理由是：為什麼要按照別人的意願來過年，我們只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舒心假期。
過年的那點“鄉愁”也不過是腦補後的結果。
春節起源於殷商時期的祭神、祭祖。西周之後，過年加入了農業慶祝的活動。到漢朝形成了新春的禮儀。過年是綿延整箇中華文明的傳統。1928年，國民政府曾經試圖廢除春節，折騰了幾年後自動放棄。“文革”期間的“革命化春節”也回響寥寥。民間對於風俗習慣，特別是對好吃好喝的節日的眷戀是強大的，過年，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一直很難被撼動。但是，從20世紀初開始，個體便已經開始精神上逃離這種傳統。
魯迅在《祝福》描摹了過年的場景，宣告了自己的逃離，《祝福》中的“我”是這樣一個人：一個讀了點書、見了外面世界的小知識分子，他不再依靠慣性來生存，開始冷靜審視這個“過年”的舊世界，並在其中看到殘酷。
《祝福》中魯鎮舊曆年底在天空中都能顯出即將過年的氣象，所有人都在忙著年終大典“祝福”,殺雞宰鵝，買豬肉。但洗涮是女人們的事情，儀式是四叔這樣的家長的事情。“我”這個無關的閒人，回到故鄉魯鎮，卻急著想要離開。那是一個充滿了“寒暄”的世界，總是話不投機，有些你憐憫的可憐人，而你幫不了他們；有些勢利心狠的人，你厭惡又不免有些交道。若干年後回顧起來，故鄉已經很遠了，過年便只是記憶中灰白色的天空，遠近的鞭炮聲和瀰漫於空氣中幽微的火藥味。
我們會在某一瞬間懷念四世同堂的時代，全家歡天喜地過春節。但在理智層面，我們都明白，那不過是一個幻覺而已。家庭人口越多，關係就越複雜，大家庭內部從不缺勾心鬥角，也像一個小江湖。一些據說飽嘗了都市孤獨症的人懷念記憶中的春節：現在想來跟兄弟搶一塊糖都是開心的。他們已全然忘記當初沒有吃到那塊糖的憤懣與屈辱。在一些充滿鄉愁的腦海中，過去總是蒙著一塊玫瑰色的面紗——那其實是腦補的結果。
現實沒有給鄉愁留下空間，城市化推平了記憶中的故鄉，在“千城一面”之間，我們的家鄉都是趨同的，幾年之間迅速崛起的市鎮只跟地產、政績相關，與出生或生活於此的人沒有多少關係，為了活得好一點，他們甚至都不能留在自己家鄉。
對於世界工廠流水線上的90後來說，公益短片中那些千里走單騎，冒著風雪騎摩托回家的情感是陌生的，那是他們父輩的過年經驗。對他們來說，過年開心的不一定是回鄉，而是拿了工資去買一個新款智慧型手機。qq上認識的好友比兒時的玩伴親密得多。故鄉是醜陋的，他們對於中國鄉村的凋敝體會至深，那是留守兒童時期的切身經歷，在父輩打工賺來的二層小樓中，只有未粉刷的牆壁，祖父母力不從心的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