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說起來也有XX年了。那時春天剛剛來臨，樹木吐著新芽。但冬天殘留的寒氣還是有點咄咄逼人。那時我還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一名負責為報社報導各種案件的記者。我正趕往案發現場，搶奪那些爭奪讀者眼球的“獨家猛料”。聽廣播裡介紹說，一個老人在家門前的便道上倒車時，意外地將幾歲大的孩子碾在車輪下，孩子當場身亡。
當我到達時，警車和各種新聞媒體已經將現場圍了個水泄不通。我努力朝裡面擠了擠，終於瞥見一位身穿棉布衣、站在輕型貨車旁的老人。所有的閃光燈都“噼里啪啦”地朝他閃個不停，所有的麥克風都爭先恐後地遞向他的嘴邊。老人看上去十分迷茫，機械地回答著各種提問。大多數時間，他只是翕動著嘴唇，眨著眼睛，哽咽著說不出話來。
過了一會兒，記者們終於放棄了對老人的糾纏。他們跟隨警察走進白色的小屋。直到今天，我依然記得老人和我交談的畫面。遭受重大創傷的他，低頭望著孩子倒下的地方。房子周圍是一塊剛剛挖好的花圃，裡面還堆著黑黑的肥料。
“我剛把車倒在那兒，本打算把肥料播灑一下，”老人悲傷地說，“我不知道我的小寶貝也跑到了門外。”他伸手指指花圃，然後又無力地垂落下來。很顯然，他再次陷入深深的自責與痛苦的悔恨中。我離開他，向屋裡走去，希望能找到孩子生前的照片。
幾分鐘後，我終於蒐集到足夠的細節和小女孩一張5寸照片。我把它們揣進夾克里，然後又去廚房轉轉，因為警察說，孩子的屍體就放在那兒。
這時，每個來房子裡尋覓信息的人都漸漸散去。警察們、記者們和攝影師們都帶著自己的“成果”滿意離開，我終於也有機會走進廚房探視一番。於是，我看到下面的場景：塑膠貼面的桌子上是一張雪白髮亮的床單，裹著小女孩嬌小柔弱的屍體。絲絲光線通過窗戶照射進來，給它抹上一層聖潔的光輝。不知道老人是何時擺脫人群的叨擾，來到桌子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他側面對著我，根本沒有意識到我的存在。老人正望著孩子的屍體發獃，仿佛世界的喧囂與他沒有任何瓜葛。
房間裡出奇地安靜，只有鐘錶的滴答聲昭示著時間的流逝。我看到，老人向前傾了傾身子，伸出顫抖的手，從頭到腳，一遍遍撫摸孫女的屍體。過了好一會兒，他又把臉悄悄地貼在孩子身上，仿佛害怕把她吵醒似的，動作輕柔而細膩。然後他就保持這樣的姿勢，像雕塑一樣紋絲不動。
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一張唯美、極具震撼力的照片即將產生。我估測了一下室內的光線強度，調整好鏡頭和距離，擰亮閃光燈，舉起相機，準備將這副難得的畫面記錄在膠捲上。
如果拍攝出來，這張照片的每一部分都完美得無可挑剔：穿棉衣的老人、閃耀在陽光下的白髮、裹在被單里的孩子、掛在窗邊牆上的世博會紀念品和黑色鐵三角爐架都烘托出這個家庭的簡樸氣氛。窗外，忙碌的警察們正檢查那個肇事的車輪，孩子的父母悲痛地擁抱在一起。
我在那裡站了很久，卻遲遲按不下快門。職業的敏感告訴我，這張照片有太大的敘事價值，不能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然而，我又不願意闖入這位可憐老人內心的悲慟世界，撩開他的傷疤，展示給各位報紙讀者。
最終，我悄悄放下相機，偷偷地走開了。回去的路上，我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是否有資格當一名新聞記者?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放棄。當然，我也從不敢告訴上司和同行我錯失了多么完美的一張圖片。
每一天，新聞廣播都會展示數不清的、表達痛苦與絕望的圖片。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反而成了滿足大家獵奇心理的娛樂手段。每當看到這些新聞時，我都會想起那一天。
當然，直到現在，我都固執地認為我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