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惠娟，作為國內首位災害心理學博士，治愈了不少存在災後心理創傷的病人。
董惠娟在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
7月22日，董惠娟在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
新唐山40歲。曆經滄桑的大地，生長從未停息。40年前的大地震顫，奪走24萬生靈；23秒里，繁華變烏有。時間熨平傷痛，曾經百萬人口的工業重鎮在墟土上向死而生。40年，我們再次撫觸公共記憶中的曆曆傷痕，既為悼念逝者，亦為敬畏生之信念，繁盛之決心。今日起，新京報推出“唐山大地震40周年”系列報道。我們將通過4組幸存者40年的生活日常，回顧他們自我治愈、尋親、組建家庭以及找尋自我的過程。這些源自本能的求索，恰是一座城市從瓦礫走向現代化的內生力量，更是屬於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寶貴記憶。
治療別人，也是治療我自己。——董惠娟地震孤兒、國內首位災害心理學博士
董惠娟又看到了媽媽。
廢墟上，媽媽半截身子露在外面，跪著，雙手扶著床，想用力、起身，卻被突然掉下來的房梁壓住。她的兩隻胳膊已經充血，黑腫，像碗口那麼粗。腕上的一隻表，深嵌進皮膚里。
40年過去了，每當精神脆弱時，這個畫面就會被喚醒，一遍又一遍。
和上百萬唐山人一樣，董惠娟的命運在1976年7月28日被改變——父母兄嫂成了242419個喪生者中的四個數字，當時隻有15歲的她，成為4204名地震孤兒之一。
這40年，焦慮、抑鬱、對生活喪失希望等情緒，像幽靈一樣，盤桓在很多親曆者的心頭。
一項針對1695例唐山地震親曆者的調查顯示，在震後二十年，眾多親曆者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他們患神經症、焦慮症、恐懼症的比例高於正常人群。
董惠娟決定研究災害心理學。她說，“治療別人，其實也是治療自己。”
唐山的重建，在震後第一個十年已經完成。而人心的重建，因為錯過了心理危機干預的最佳時機，最終交給時間：漫長、持久。
好在，40年過去，唐山人一點點脫敏、淡忘，自我療愈。“人總要繼續生活。”董惠娟說。
病根
董惠娟的辦公室在255醫院的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在這里，她成功治愈了不少存在災後心理創傷的病人。
深色地毯、橘色沙發、暗色花布窗簾，董惠娟的心理谘詢室，給人一種安心的感覺——這正是心理谘詢師想給病人的第一觀感。
董惠娟現在有兩重身份，學校有課時，她是唐山師範學院一名心理學老師，上完課後，她是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的主任。
董惠娟承認，她本人也有心理創傷。盡管40年過去，傷口已經愈合，但疤痕仍在。“你撥動它時，它會震顫。”
每對病人心理干預一次，她內心的傷疤就會被掀開一次，然後愈合，掀開，再愈合，循環往複，一點點脫敏。
董惠娟的病根深深紮在1976年那個炎熱的夜里。
被困7個小時後，董惠娟被大姐和大姐夫救出。目之所及，沒有一間房子是立著的，家里的小院沒了，六七間房被夷平，眼前的情景，深深刺痛了她的神經。
她站不起來，隻能在廢墟上爬行，哭喊爸爸媽媽的名字。她最早發現的人，是懷孕的嫂子，接著是爸爸、跪著的媽媽，都沒了氣息。
哥哥還有一口氣。家人想把他送到唐山豐潤區的機場搶救。董惠娟負責帶路，那條路她在兒時走過很多遍，但這一次，卻怎麼也找不到——原來的房屋、街道變成一片廢墟，沒有路、沒有路標、沒有方向。每走一步，都要扒開路邊流著血的屍體、受了重傷的人。
這些畫面深深刺在董惠娟的腦子里，伴隨的是絕望和無力感。
哥哥最終還是離開了。在地震前幾天，兄妹幾個都才從四面八方趕回來給媽媽過生日，一夜之間，一大家人，沒了四口。
董惠娟想扒出廢墟下面的父母，卻一點力氣都沒有，隻能守著。到了晚上，廢墟下的叫喊聲、呻吟聲，從四面八方彙聚，在她的耳邊縈繞。
董惠娟回憶，事後多年，那種代表著疼痛和悲傷的聲音始終縈繞在她耳邊。“很淒涼”。
父母被挖出時，已經是震後的第三天。裝遺體的卡車快開走時，董惠娟問解放軍，要拉到哪里去。對方回，很遠很遠。
後來，她打聽到，當時的遇難者都被拉到了南湖附近掩埋。但之後的很多年，她一直找，一直找，也沒有找到具體的位置。
“沒有一個可以悼念他們的地方。”7月14日下午，董惠娟聲音顫抖，拭了拭眼角的淚水，“這是最殘酷的事情。”
遺憾最終積聚成心病。每到7月28日，那些畫面、場景、聲音、味道立刻湧上來，悲慟，焦慮，好幾天都提不起精神。
創傷
父母離開之後，再小的事情，也會在瞬間把姐妹四人擊敗。
1976年的一個冬夜，姐妹四個住在簡易棚里。氣溫零下十幾度，北風呼呼地往棚子里灌。
姐妹四個抱在一起取暖。不知道誰冒出一句，真羨慕鄰居家，搭的棚子真好，有油氈，不漏風。“我們可怎麼辦？要是爸媽在就好了。”
話音剛落，姐妹四個互相對視了兩三秒，說不出一句話來，隻能抱頭痛哭。
董惠娟回憶，在震後的一兩年里，這種歇斯底里會在任何不經意的時刻出現——家里的一座古典鍾被挖了出來，姐姐立刻奪過來，喊著，人都死了，要這些東西有什麼用，搬起來，便扔了出去；在董惠娟當時任教學校的教研室里，隻要有一個老師嚎啕大哭，周圍的同事都會跟上，幾分鍾後，整個辦公室就被哭泣聲淹沒。
恢複高考後的第三年，董惠娟考入河北師範大學。一天晚上，正在宿舍睡覺，樓上傳來了“轟轟轟”的聲音。她和室友驚醒，當年地震時的畫面，像放電影一樣重現。跳下床，撒腿就跑，一路狂奔到操場，才知道，原來是樓上的同學，起夜時不小心碰到了鉛球，6公斤重的鉛球一滾，形成類似地震的聲音。
第二天上課，不少同學胳膊擦傷、下巴碰破皮，一問才知道，他們都是唐山人。晚上聽到聲音，慌了神，直接從二樓跳了下去。
董惠娟逐漸意識到，時間並不能撫平地震帶來的陰影。“我很心痛，為什麼隔了幾年，我們還是處於警覺和驚恐的狀態。”
暑假回到家，大姐總是提醒，7月28日快到了，要給父母燒紙了。在董惠娟的記憶里，每年的那一天，總是彌漫著煙霧。在唐山的每一個十字路口，都有人燒紙，黑色的紙灰漫天都是，整個城市都沉浸在悲傷的氛圍里。
董惠娟還發現，她的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包括她自己，在7月28日前後，都會感覺情緒低落，持續一個禮拜左右才會好轉。極度悲傷時，姐妹們還會抱怨，活著有什麼意思，還是去找爸爸媽媽吧。
類似的情緒會在兩個節日重現：清明節，農曆十月一日——中國民間祭奠先亡之人的寒衣節。
董家對面的一個鄰居，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妻子。之後的一兩年里，這個中年男人每天坐在簡易房門口一會兒哭一會笑。有人和他說話，他隻會重複兩句“好好活著”、“我不悲傷”。
董惠娟那會兒總是反複咂巴他那句“好好活著”。但沒幾年，男人就過世了。
為什麼唐山有這麼多的創傷？董惠娟很困惑。她想通過讀心理學的方式，分析自己和身邊的人。
病人
和董惠娟一樣困惑的，還有開灤精神衛生中心的十幾位醫生。
醫生於振劍至今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接觸到的一個病例。一位二十多歲的女性，到了陌生場所，如果發現門窗不能打開，就會非常恐慌。她無法正常乘坐封閉的電梯、轎車、煤礦上通勤的綠皮火車。
追溯原因，於振劍發現，大地震時，她十來歲，被埋了幾個小時，黑暗中，窒息的感覺非常強烈。被救後，這種恐懼被壓抑了，十年後，出差遇到類似的場景，心理創傷再次被激發。
時任開灤精神衛生中心院長的張本也遇到不少類似的病例，親人在地震中喪生後，不少幸存者在十多年里連續出現無法正常入睡、做噩夢、易傷感、對人生失去興趣、對未來失去信心的狀況。
醫生們發現，這些具有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的病人，大都經曆過唐山大地震。
1995年開始，張本帶著於振劍等十幾位醫生，針對地震對孤兒、喪偶再婚者、截癱患者、一般受難者等不同群體開展了研究，曆時十年。
數據證實了他們的猜測，地震的親曆者們患神經症、焦慮症、恐懼症的比例遠高於正常人群。在地震中承受的心理創傷程度越高，二十年後，他們的心理健康程度越低。
同一時期，董惠娟已經讀完應用心理學的碩士課程。她開始分析自己。
2000年前後，買房的壓力和兒子的叛逆期一起襲來，董惠娟覺得要被壓垮了。那段時間，她總做夢：媽媽坐在唐山一處地下通道的入口處向她招手，她跟在媽媽後面，沿著漆黑的地下通道，一直走，一直走，越走越亮，接著，媽媽就消失了。
後來，在博士論文進展不順利、被家庭瑣事纏身時，她總會做這樣的夢，有時是地震前一家人給媽媽過生日的畫面，有時是媽媽送她上學的場景。
她分析，每當精神脆弱時，就會出現夢魘和閃回。而創傷的根源在於，成長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
在北京、上海學習時，別人一聽她是唐山人，總會好奇家里有沒有人受傷。“我從來不會告訴別人，那個傷痛是不想被別人扒的。”董惠娟說。
事後她知道，在心理學上，這叫“回避”，也是心理創傷的一種。
她嚐試自我調節。每天早上，跑到廣場上跳集體健身操。“大家伴隨音樂一起跳起來時，內心會有一種滿足感。”後來，得了風濕，跳不動了，就去逛商場，隻看不買。現在，她幾乎能認全商場里的所有品牌。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嘯，董惠娟正在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讀博二。她和同伴們趕去心理援助時，又看到了一具具泡得發脹、發白的屍體，到處都是災民，表情恐慌。
她發現，災難場景並沒有勾起她關於唐山地震的回憶，這意味著，她已經開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創傷。
關於唐山地震的親身經曆和前輩的問卷調研、印度洋海嘯的心理援助經曆，成了她博士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6年，她終於拿到博士學位。所攻讀的方向，也是和她的命運緊密相連的災害心理學。
在博士論文的扉頁，她寫道：“僅以此文獻給養育我成長的父母。這麼多年來，他們的在天之靈一直在給予我支持和鼓勵。”
援川
包括董惠娟、張本等在內的學者一直都覺得，1976年，由於社會環境和醫療條件所限，導致震後心理救援缺失，造成了太多存在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唐山病人。
這是董惠娟的一塊心病。
2008年汶川地震，她找到了出口。
那一年，唐山派出了大批救援隊伍、心理救援團、醫療工作者支援汶川。
董惠娟是唐山第一批到達汶川心理援助的14名隊員之一。5月15日，抵達綿竹。她回憶，滿眼都是受傷的災民、救援的部隊，這和1976年的唐山類似，但她已經沒有任何心理不適。運送物資的車輛在路上排著長龍，這讓她覺得，國家目前的經濟狀況早已不是唐山地震時的狀態了。
“我當時滿腦子都是，救人！”她想，當年，唐山人沒有災害心理應急救援留下了遺憾，汶川人不能再有了。
同一批參加心理救援的華北理工大學心理學院教授楊紹清發現，作為唐山地震的親曆者，在汶川做心理援助，很有優勢。“親曆者的說法，會讓他們的恐懼消除很多。”
楊紹清記得，很多心理救援的隊員，都是揭唐山地震的傷疤去治療汶川地震的創傷。
在汶川的39天，董惠娟對數不清的災民做了心理干預。看到父母雙亡的孩子，她總會下意識地說“我也是地震孤兒”。一句話，瞬間拉近了雙方的距離。
讓董惠娟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截肢的17歲花季少女。董惠娟是在一個溫度高達50攝氏度的帳篷里發現她的。女孩已經21天沒有走出帳篷了。
董惠娟走上去，剛想把手放在女孩的右腿上，突然發現，穿著白色褲子的右腿空蕩蕩的。寒暄後，女孩哭著強調，她再也穿不了裙子了。
經過幾十分鍾的心理干預，女孩走出了帳篷。
那是中午，陽光炙熱。董惠娟站在女孩對面一米遠的地方。但女孩拖著一條腿往前跳，幾次摔倒，又幾次爬起來。董惠娟站在對面，心絞著痛，跟女孩說，加油，加油。
最終，女孩蹦跳著撲到董惠娟懷里。女孩哭著說：“阿姨，是你又讓我活了過來。”
董惠娟一直和女孩保持著聯系。如今，女孩裝上了假肢，恢複了正常生活，還在一家酒店當上了經理。
董惠娟團隊從2008年連續跟蹤汶川四五所學校、2000多名學生的心理狀況。數據顯示，在最開始的幾年，孩子們的焦慮、恐懼、抑鬱、偏執等指標都比較高。從2011年開始，各項指標逐漸回到正常水平。
她覺得很欣慰。汶川地震，可以算是她災害心理學理論的一次成功的應用和推廣。後來，她又在唐山255醫院掛牌成立了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
她希望，心理救援能成為常態，出現災害時，心理專家能及時介入，幫助更多人。
自愈
董惠娟也知道，汶川心理援建的成功，是建立在唐山的遺憾基礎上的。
震後，唐山人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重建和振興城市，整整花了二十年。而心理重建，在震後二三十年，依舊是相當陌生的詞彙。
唐山截癱療養院副院長張希成記得，1988年，他剛到療養院工作，病人情緒不好，一般認為，病人需要做“思想工作”了。兩年後，一個不到40歲的病人自殺，大家都以為，這位病人是受不了截癱引發的並發症。直到後來，一個留學生來做心理測評，他們才知道，病人可能需要系統的心理干預。
在唐山重建中，針對地震孤兒、截癱患者，政府采用了家庭領養、集中療養等方式，幫助恢複家庭和社會功能，心理重建。
張希成覺得效果不錯，“現在療養院的老人心態都很平和。”
華北理工大學心理學院教授程淑英還發現，和其他地區相比，唐山地區學心理學的人相對較多，熱情高漲。“可能是出於一種心理上的需要。”她總結。
和董惠娟一樣，治療別人，也治療自己。
張本承認，作為地震的親曆者，他也有焦慮、抑鬱等心理障礙。這也是他曾經持續研究唐山地震對親曆者身心健康影響的原因之一。
“但更多的人意識不到。”張本說，心理創傷會一直在記憶里存儲。還有很多人在壓抑這種痛苦。
7月15日這一天，董惠娟又接到很多電話，來自廈門、天津，谘詢建立心理救援機構相關事宜。
董惠娟覺得，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心理救援、心理健康，是很好的趨勢。
如今，她和丈夫都是同一所大學的老師，兒子已到而立之年。姐姐和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家庭。很少再有困厄、無助、出現閃回和夢魘的時刻。隻是提到父母離去的場景，偶爾還會刺中心里最柔軟的部分。
2006年後，她又做過一次研究，近5000份問卷顯示，在震後三十年，仍有70%的受訪者或多或少存在創傷後應激障礙（焦慮、抑鬱等）。而在震後十年，她對身邊的親曆者做訪談時，這個數字幾乎是100%。
“震後40年，這個數據應該還會下降。”董惠娟說，隨著時間流逝，人們慢慢自愈。
7月15日傍晚，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紀念碑廣場上，有人乘涼，有人追逐嬉戲，有人跳廣場舞。紀念碑前，放著一束白菊，還在提醒著這座城市40年前發生的一切。
在廣場上乘涼的熊女士，今年68歲，她清晰地記得40年前那個夜晚發生的一切。她習慣性摩挲著右手無名指關節上的傷口——盡管早已愈合。
“這麼多年，已經沒感覺了。”她說，“都過去了。”